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入朝作战后，先后发动了五次大规模战役，即著名的第一次到第五次战役。这五次战役不仅成功扭转了朝鲜半岛的战局，更为双方最终大致以三八线为分界停战奠定了基础。而第五次战役的结束，则意味着战争形态由此前的大规模运动战逐渐转入持久的阵地战阶段。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当时志愿军本已准备在第五次战役之后继续发动第六次战役，并为此进行了周密的准备，但这场本应到来的战役最终却被无限期推迟，从而使抗美援朝的运动战格局定格在第五次战役之终。
事实上，第六次战役的构想源于对谈判前景的不确定性。第五次战役后，中朝方面清醒地认识到，单靠军事手段难以在短期内彻底解决半岛问题。美国在巨大消耗后仍未能获得决定性胜利，开始转向谈判。然而，中朝方面并未对此抱有过多幻想，他们一方面积极推动停战磋商，力图争取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则同时准备新的军事行动，以防谈判破裂。毛泽东在电报中明确要求志愿军在谈判的同时保持高度作战准备，不可让敌人乘虚而入。基于这一精神，彭德怀和邓华在1951年7月初便开始部署第六次战役的筹备工作。
展开剩余75%与此前几次战役不同，第六次战役计划要在更复杂、更艰苦的条件下展开。当时的联合国军已巩固了防御工事，正面防御坚固，火力支援充足，且二线预备力量强大。如果贸然进攻，中朝军必将面临惨烈的纵深攻坚作战。因此，志愿军拟采用步兵、炮兵、防空部队、坦克部队乃至空军的多兵种协同作战方式，力求在敌人优势条件下夺取胜利。志愿军司令部甚至在7月安排了多兵种协同训练，要求各部队在联合攻坚的战术下进行演习，以期在必要时形成合力。
然而，客观条件却让战役的发动一再推迟。美方在谈判中坚持要求中朝军后撤，拒绝以三八线为停火线，使得和谈进展艰难。邓华甚至在电报中强调，第六次战役必须准备随时启动，以配合谈判破裂时的军事行动。但问题在于，志愿军空军此时尚未完全具备参战能力。刘亚楼指出，空军当时仅有不足百架飞机可用，且主要机场位于东北，无法有效支援前线。如果推迟到9月，更多训练中的空军部队将能参战，并且能在朝鲜半岛建立新机场，从而大大提高空军作战半径。与此同时，后勤补给也因夏季雨季泥泞和运输受阻而难以保障。考虑到多重不利因素，毛泽东和周恩来最终决定第六次战役暂缓，待时机成熟再作抉择。
随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再次验证了这一判断。联合国军于1951年8月至10月发动大规模攻势，企图以进攻逼迫中朝在谈判桌上妥协。但志愿军和人民军依托坚固阵地顽强防御，使敌人在数月内付出近15万伤亡，仅获得数公里的有限推进。这种“得不偿失”的代价迫使敌人不得不重新回到谈判桌。志愿军方面也在实战中认识到，以阵地防御消耗敌人，再辅以局部反击，更有利于在装备劣势下取得战果。彭德怀在电报中指出，积极防御能够大大削弱敌军，并在战略上形成威慑，因此在没有特别有利条件的情况下，不再考虑立即发起第六次战役。最终，第六次战役被无限期搁置。
虽然第六次战役未能真正打响，但它在筹划与准备过程中却发挥了深远影响。其一，它推动了志愿军多兵种合成作战建设，使炮兵、装甲、防空与空军力量逐步进入实战准备阶段；其二，它为后来志愿军在上甘岭等重要战役中取得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其三，它体现了中共中央和志愿军在战争全局上的高超谋略：一切军事行动都必须服务于政治目标，既要保存实力，又要在关键时刻通过有限胜利迫使对手退让。由此可见，第六次战役的存在与取消，本身就是战争智慧的体现。
回顾这段历史，不难感受到毛泽东、彭德怀等人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他们在复杂战局中，既不盲目冒进，也不轻易放弃，而是审时度势，兼顾政治与军事的平衡，最终为抗美援朝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正是第六次战役留给后人的最大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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